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了一些沿海地区的金融劳动就业。例如，危机广东省东莞市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农民因订货减少，工业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波动然而，金融驱车顺着沿海公路向东北方向行驶几百公里，危机到达福建省泉州市，农民这里却有着与东莞市截然不同的工业苦恼——招工难。为什么两种相反的波动劳动力市场现象在产业类型相似的地区同时存在呢？

　　不仅如此，关于农民工就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有多大的金融宏观数据也是一变再变。从2009年年初到9月份，危机相关信息分别有：春节前后2000万农民工因失去工作返乡；包括直接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农民1200万人在内的7000万农民工返乡；7000万返乡农民工的95%已经返城就业；农民工失业率不到3%；外出农民工总规模已经从2008年的1.4亿增加到1.5亿；农民工再次出现短缺。按照时间序列把这些信息串联起来，工业就构成了农民工对2009年经济形势变化的波动适应过程。

　　对于这个变化过程，从经济学角度可以用“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分析框架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周期造成就业增长的周期，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下行，产生周期性失业。因为农民工难以享受工作地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扶助，所以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并不必然留在原地寻找工作。加之春节在即，提前返乡也是合乎逻辑的。

　　农民工的“前身”叫农村富余劳动力，这意味着农村岗位不能满足他们的就业需要。此外，还有一些新变化也使其难以回到农村岗位上。例如，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使得农业不再是富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许多新一代农民工既不愿务农也不会务农。因此，春节过后，无论有无工作合同，绝大多数农民工要回城寻职。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也得不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承受不起长期失业，所以他们抓住任何就业机会的愿望比城市劳动者要迫切得多。制造业岗位减少了，他们就转到服务业；当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启动时，他们就加入建筑业。不难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就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自我调节，恢复了就业。

　　随着经济增长逐渐回到正常轨道，周期性失业问题相应缓解。这时，就要在经济学分析链条上再加上一条，即劳动力市场分割。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比如说圣诞节订货单从天而降，都会形成劳动力供求短期失衡，导致民工荒重现。

　　如果不存在户籍制度，没有享受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别，因而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地理分割，那么，就业对经济周期的反应是通过以下机制进行的：当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一方面周期性失业率上升，失业者一边领取失业保险一边寻找工作；另一方面，一部分劳动者因工作难找和工资下降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表现为社会总体劳动参与率下降。当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劳动力需求增加，在降低失业率的同时也会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那部分人重新召回，增加劳动力供给。但在存在户籍制度的条件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通常发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与劳动力供给（存在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在地理上被割裂了，劳动力供给对需求的反应就要缓慢得多，常常导致特定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大起大落。因此，就会出现农民工就业形势快速变化以及民工荒与返乡潮在空间上并存的现象。

　　经济周期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失业可以治理，却不能根绝。但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所放大的社会影响，则可以通过改革予以消除，其中一项重要改革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户籍身份或名称改变。如果不能获得市民的公共服务，就算农民工获得了名义上的城市户口，也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因此，通过实现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的统一化和均等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不啻为一条正确的改革路径。这样，还可以降低人口涌向城市带来的社会风险，提高城镇化的有序性和稳定性。